导语：1977年暮春时节，美国华盛顿司法部长官邸。一个代号为“神龙”的反间谍行动宣布诞生。7个月后，被称为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文件泄密案宣告破获。
1977年暮春时节，美国华盛顿司法部长官邸。
傍晚时分，在夜色掩护下，两辆黑色奔驰轿车悄悄从两个不同方向驶到门口。守门警卫在核对了证件后，铁门缓缓开启。
上任不久的美国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早就站在大厅门口迎接两位客人了。从车上下来的两人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另一位则是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三人在贝尔官邸商量到深夜，一个代号为“神龙”的反间谍行动终于诞生。
7个月后，被称为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文件泄密案宣告破获。
1978年5月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听取了各方面的证词后，法官宣布：陪审团休庭商议。
10分钟后，法官敲着锤子宣布：“陪审团一致认为，两名‘间谍’的泄密、卖国、通敌罪名均告成立。现在本庭宣判：R·汉弗莱触犯了美国6项法律，但考虑到他是被人利用，判处徒刑8年；戴维·忠利用机密情报作非法交易，触犯美国17项法律，判处徒刑15年……”
但令人奇怪的是，法官宣判完后，旁听席上发出了一阵愤愤不平之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司法部长联合进行的“神龙行动”说起。
1977年5月初，刚接任美国司法部长的格里芬·贝尔，正在官邸里处理一大堆前任积压的文件。突然两台电话机几乎同时响起，女秘书左手递过来一个话筒：“部长阁下，联邦调查局局长凯利先生找你。”贝尔刚要接听，秘书右手也伸过来了：“部长，这里还有……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先生找你！”贝尔稍作犹豫，便一把夺过了秘书左手的话筒。
凯利局长可不是好惹的，要是触犯了他，那可得吃不了兜着走。贝尔主动给凯利打了招呼，然后就听到一个十分严肃的声音：“部长先生，有个紧急情况请你务必帮忙，国务院最近查出，大量机密文件不翼而飞。如果这些情报落入敌人之手，那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泄密事件。请你务必帮助调查……”
贝尔拿起另一个话筒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劈头就问：“难道有比令你辞职更重要的事情吗？”
贝尔只好唯唯诺诺地应付。然后，克里斯托弗又把凯利的话一点不差地重复了一遍。最后他说道：“卡特总统这次也大为光火，在他任职期间竟然发生这样的事，这是无法容忍的。请你务必打电话告诉凯利局长，要他今晚7时整准时赶到你处，我随后便来！”说完，电话那头便“砰”地挂断了，只剩下贝尔部长在呆呆地发愣。
“部长，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女秘书边说边扭着丰满的身子给贝尔按摩，谁知这一次却被贝尔随手推倒在沙发上。
贝尔知道，凯利与克里斯托弗历来不和，两人一有矛盾他就得向两边讨好，希望他们和解。现在，肯定是泄密事件非同小可，他们才不得不放下面子合作。
晚上7时左右，贝尔官邸灯火通明，3位负责国家安全与司法的头目聚集在一起。克里斯托弗一再建议，由于这次事件涉及到国家安全部门的许多机构，所以希望贝尔亲自挂帅，负责这次行动。言外之意是，出于对联邦调查局的不信任，他不希望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妇孺皆知，因为传出去对美国的形象不啻是致命的一击。
凯利这一次的态度显然缓和得多，因为他领导的那一帮手下，本来是专门调查这类事件的，但由于前一段时间克里斯托弗处处作梗，调查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因此，找第三者出面调查说不定可省去许多麻烦。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破了案，功劳自然不能归他，而要算在司法部长贝尔的门下了。
矛盾归矛盾，加紧破案才是最重要的。于是3个圆圆的脑袋在一起嘀咕了半天，一个名为“神龙行动”的反间谍计划正式出台：破案方案由贝尔全权负责，凯利提供人力和器材装备，克里斯托弗负责国务院内部的协调。为了行动的保密性，三人都保证，除了告诉总统本人外，决不让第5个人知道。
就这样，在司法部长贝尔的手下，又多了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同时，他还可以随便进出国务院的任何地方，俨然一位刚刚就任的总统，威风八面。
当然，事情不一定要贝尔亲自出马，他从联邦调查局物色了一名多年从事反间谍工作的优秀特工人员——罗伯斯中校。不过，贝尔告诉罗伯斯中校的“真相”是：司法部有一部分关于越南问题的审讯材料不小心被人传了出来，弄得人心惶惶，所以他要求罗伯斯一个月内侦破此案，不得延误。
在罗伯斯带领下，1000多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展开了全面搜索。
然而，贝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搜寻偷窃情报的“间谍”，此刻就在他眼皮底下，他完全没必要动用那么多人展开调查，这真正是“杀鸡用了宰牛刀”。
克里斯托弗和凯利把调查大权完全托付给贝尔，这一做法起初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时间一长，优点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贝尔也十分清楚，这些丢失的机密文件对于美国的安全是多么重要。它们不仅会牵涉到许多外交矛盾，而且关系到越南方面的全部重要情报。要是它们传到了越南人手里，那么那些正在越南替美国主人搜集情报的间谍就会有生命危险。
在当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权力并不是很大，比如装个窃听犯罪嫌疑人的电话，也要经过司法部长的批准，因而，由贝尔来领导联邦调查局，两权合一，的确省去了不少繁琐手续，大大加快了调查进度。
不过，像装窃听器这样的小事也还是令贝尔伤透了脑筋，他既有责任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又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而卡特政府为了吸取尼克松政府在水门丑闻中滥用权力的教训，强调窃听还须经总统办公室签字同意才能实施，否则就算违反宪法，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一名特工，曾因非法窃听嫌疑人的电话和私人民宅而被起诉，这个侵权案查来查去，最后竟然连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格雷也受到指控，在民众的声讨下，格雷只好乖乖辞职。这次，贝尔考虑再三，同意罗伯斯中校在必要时可对嫌疑人进行电话窃听，以掌握第一手证据。
经过两周的调查，罗伯斯中校终于发现了一条线索：一名在司法部工作的美籍越南人嫌疑很大。此人叫戴维·忠，32岁，其父在1967年曾以实现南越和北越的和平为纲领，与美方扶持的阮文绍竞选总统，结果被阮文绍陷害入狱，最后屈死于狱中。1972年，在越南内战中无法呆下去的戴维·忠只身逃到美国，3年后加入了美国籍。在美国，戴维·忠一直从事反战宣传，号召美国人民反对美军介入越南内战。与此同时，他又以越南公民的身份，向国会议员介绍越南战争的内幕。而且此人黑白两道都有朋友，因而可以说是个“情报通”。不过，这次国务院丢失的情报不知是否与他有关。
当联邦调查局在戴维·忠住所的电话线上装了窃听器后，事情就变得逐渐明朗起来。
他们前后共录下了553次电话。根据通话内容，特工们进一步得出结论：戴维·忠极可能是窃取情报的间谍之一。与此同时，他们又调查到，在与戴维·忠通话的人中，有两个人的声音出现次数最多。特工人员经过电话跟踪，首先在首都郊外的一座别墅内找到了一位化名为“双面女人”的越南妇女。戴维·忠的大部分情报都是由她带到了国外。
不久，在部长办公室内，贝尔见到了这名妇女。此人30岁左右，打扮与众不同，显示出黄种肤色女性独有的魅力。这名妇女是位双重身份的间谍。一方面，她经常跑法国和越南，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搜集其他国家的情报，并获得一定报酬；另一方面，她又在美国国内搜集各式各样的情报，卖给越南人民政府，从而获得大笔钞票。
接着，这名越南妇女强调说，她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赚取更多的钞票！
对她而言，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她还暗示道，只要美国方面愿意付给她更高的报酬，她可以把从戴维·忠那里搜集到的全部情报再一一取回来，同时也愿与美国政府合作破这起情报泄密案。
在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最后终于成交：这位妇女负责查明已丢失的那些机密文件，而美国方面在事成后将付给她20万美金。
一个星期后，这位妇女从越南匆匆赶回美国，将她以前传过去的主要情报的内容装在一个袋里带了回来，并带回了一封越南政府给戴维·忠本人的信。
尽管该妇女带回的资料越南人早已过目，但起码知道了泄密的范围。为此，贝尔的心情顿时宽松了许多。那些情报大多是美越战争期间的，而且内容现在看来也已作用不大，因为到1975年后，美越双方已宣布停战，进入了和解、谈判阶段。而且，越南方面此时为取得美国的信任，正大呼寻找在战斗中丧生的美国军人遗骨，这个时候如果在美越间谍案上大做文章，难免会影响两国正在恢复的外交关系。
正当贝尔拿不定主席该知识处理戴维·忠时，罗伯斯中校又打电话报告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他终于打听到了泄露情报的人了，此人可能就在国务院工作。
原来，在窃听电话时，罗伯斯发现，另一名常打电话给戴维·忠的人昨天对戴维·忠说，他准备明天下午2点到戴维·忠的住所来一趟。到时，谁是真正偷窃情报者便会大白于天下。
5月13日下午1点40分左右，一名40岁左右的秃顶美国人来到了戴维·忠的住所，两人谈了近一个小时。3点钟，那名男子走了出来，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特工立即在后面跟踪，只见那人穿过乔治·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几条街道，最后进入美国新闻署所在的大楼。特工盯着电梯的楼层显示器，看见它停在了第7层。
5分钟后，贝尔得到了这一报告，他在仔细考虑后，决定先不去打草惊蛇，等他下次偷情报时再抓不迟。接着，贝尔又派人去新闻署调查有关这位秃顶男子的情况。第二天下午，一份调查表便放在了贝尔的办公桌上：“R·汉弗莱，39岁，美国新闻署值班员……”
贝尔左看右看，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材料上最后那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在美越战争期间曾随军调查采访，在一次美越冲突中失踪了3个月，但后来又奇迹般地返回了美国。”
难道他在失踪的3个月里被越共抓住并收买了吗？贝尔的眉头顿时紧锁起来，要真的是这样，那可就麻烦了。
就在贝尔看着那份有关“R·汉弗莱”的材料时，这名叫汉弗莱的秃顶男子此刻正拿着一个杂货袋急匆匆地走出新闻署办公室，向一个公园走去。20分钟后，他来到了公园门口，早已在那儿等候的戴维·忠接过他手中的杂货袋，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
当天晚上，那名越南妇女打电话来说，戴维·忠要她明天上午去兰德马克市场39号接头，罗伯斯中校立即作出反应，第二天清晨，他便带了几个人躲在兰德马克市场对面的楼上，果然，戴维·忠在8点30分将一个密封袋交给了她。
半个小时后，那一袋东西摆在了贝尔部长面前，里面装有33份国务院文件，其中28份清楚地标着“秘密”，一份国防情报局标着“机密”的文件，至此，泄密案的真相已经大白：汉弗莱把从新闻署保险箱内偷到的情报交给戴维·忠，再由戴维·忠交给那名越南妇女带到外国去。
在贝尔看来，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相信在拘捕汉弗莱和戴维·忠之后，一切都会变得水落石出。
1978年1月，联邦调查局正式向法院起诉戴维·忠和汉弗莱，他们被控犯了国际间谍罪。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越美关系正处于恶化阶段。美国政府虽然同意越南正式加入联合国，但又坚决拒绝支付当年答应给越南的几十亿美元的援助，而越南政府却一再坚持要美国付这笔“医治越战创伤”的款项。双方谈判时言辞越来越激烈，差点又陷入剑拔弩张的境地。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审判两名“越南间谍”，无疑会使双方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
大事看来必须化小。
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决定，先来一次秘密会审。1978年1月31日，在第一次审问汉弗莱时，汉弗莱讲述了8年前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1969年，汉弗莱作为美国国务院驻越南的新闻观察组成员，被派往越南南部的一个小镇。一次，他与几名同事在执行任务的途中，不小心碰响了越军布下的地雷，结果，几名同事全部被炸死，他的左腿也被炸得血肉模糊。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抱着小孩的越南妇女发现了他，把他背到了自己家里。这名妇女名叫阮氏芍（汉弗莱亲呢地叫她珍妮）。
阮氏芍19岁就丧偶寡居，带着3个孩子。她遇到汉弗莱时是24岁，从此，她的一生便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汉弗莱的左腿慢慢地康复，一个月后便能拄着拐杖走路了。本来在当时，汉弗莱完全只需走半小时的路程便可以找到美国的大部队，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深深地爱上了阮氏芍和她的3个孩子！于是他俩又一起生活了两个月。就在这个时候，美军准备大举进攻北部，一支美国侦察分队发现了汉弗莱，并把他带（不如说是挟持）到了美国驻越司令部。就这样，汉弗莱便满怀失望地回到了美国。
但他清楚地记得，阮氏芍临别时对他说的一句悄悄话：“糟糕，我怀孕了！你一定要来接我——”当汉弗莱抬头再看时，发现了一双满含泪水与幽怨的眼睛。
“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不会抛弃你……”这是汉弗莱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其实，汉弗莱去美国之前便已结婚，并且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但此时的汉弗莱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他不仅对美国妻子说了自己在越南时发生的一切，并且还口口声声说要把他的珍妮带来美国。没想到这一切竟得到汉弗莱太太的理解与支持，这令汉弗莱惊讶不已。
从此，他拼命地工作，努力挣更多的钱去营救珍妮一家。就在这个时候，戴维·忠出现在他面前。他告诉汉弗莱，在他来美国前，一名叫阮氏芍的妇女塞给他一封信，希望他去美国后立即去新闻署找汉弗莱。汉弗莱急忙拆开信，里面突然掉出一张相片，上面是珍妮和几个孩子的照片。照片上，珍妮怀抱着两个婴儿，她的后面还站着3个孩子。原来，汉弗莱离开美国后，珍妮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这封信对汉弗莱而言无异于一颗炸弹，一下子把他的理智炸得粉碎。他一把抓住戴维·忠的手：“请你告诉我，怎样才能把珍妮一家带来美国，要多少钱都行！”
戴维·忠见目的已达到，便索性告诉汉弗莱，如果他能从美国新闻署内偷出所有关于越南的情报，那么，5年内珍妮一家就可以全部迁往美国。天真而痴情的汉弗莱再也无法顾及公务人员的保密职责了，他从新闻署的保险柜内偷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机密文件，一干便是3年，直到最后被发现。
听完汉弗莱的这一番叙述，贝尔发觉自己竟听得入了迷，而且眼角也湿湿的。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讲，起诉汉弗莱是肯定的，但贝尔决心在起诉材料中为汉弗莱开脱一些罪名。
当汉弗莱要被审判的消息传开之后，许多熟悉他的人都大吃一惊。他的一位邻居说：“汉弗莱先生那么老实，工作那么肯干，为了挣钱，不到40岁就秃顶了。他怎么可能会犯罪呢？”此外，与汉弗莱共事多年的同事更是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他上班从不迟到早退，工作勤勤恳恳，他怎么会是间谍呢？而汉弗莱的律师更是嘲笑当局大惊小怪。他们强调说，他拿出情报时，心里想的并不是危害国家，而是抢救亲人，他是不折不扣地被人利用了！
与此同时，戴维·忠的律师也在替他辩解。迈克尔·泰格律师说，戴维·忠与汉弗莱拿走的一些材料，并不是什么危及美国安全的机密文件，戴维·忠也并非间谍和密探，检察部门之所以要起诉他们，是因为他们正好成了推动美越关系恶化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正是美国政府需要的，这样美国就可以向越南证明自己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在报纸上又进一步阐述，假如这些被窃的材料真的如此重要，为什么美国有关方面发现后不立即加以制止，而让这些材料在各国到处流传呢?
好不容易挨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庭的日子。那天，由6男6女组成的陪审团开始审讯此案。
首先，法官让那位越南妇女出庭作证。这位妇女在得到政府支付的那一大笔赏金后欣然出庭。她说，她把戴维·忠交给她的文件最后都交给了越南官员，那些人把戴维·忠叫做“我们在华盛顿的自己人”。
接着，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代表作证，他说，起码有100多份美国外交电报被一个“间谍网”窃去，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暴露了秘密情报的来源，向越南泄露了美国的外交战略。接着，他又把最近几份涉及美越谈判的电报内容复述了一遍，并一再强调说，这些材料使越南政府对美国的谈判策略了如指掌，从而在谈判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汉弗莱的陈述持续了6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他承认曾把国务院的秘密文件交给了戴维·忠，因为他一直在如痴如醉地爱着他的珍妮及5个孩子，并承认这种狂热的忏悔式的爱，曾使他失去理智，“因为珍妮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今生不把这一家人从越南带来美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
但是，汉弗莱也强调说，他之所以拿走那些材料，是由于它们能够有助于美越关系的正常化，这样珍妮一家赴美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汉弗莱讲完后，终于轮到戴维·忠讲述了。他始终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反对战争的和平使者。他说，他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促使他搜集情报，一是尽早结束越南战争，二是促使美越修好！
他说这一番话时情真意切、声泪俱下：“越南经过30年的战争浩劫，发生了许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现在，它该在我们手中翻开新的一页了，我是多么渴望美国政府能做一些比战争更有意义的事情啊！”
接着，被告的律师也各自陈述了被告无罪的种种理由。
14个小时后，陪审团裁定，两名被告违反了国家法律，犯下了充当间谍、偷窃政府文件、合谋破坏国防的罪行，数罪并罚，汉弗莱刑期为8年，戴维·忠为15年。顿时，旁听席上一片愤然。宣判就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中结束了。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对这起泄密案的审判纷纷发表意见，都对汉弗莱的8年刑期感到意外和震惊。他们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天天嘴上提倡人权的国家，已越来越失去人性了，这是上帝也无法原谅的。
